“蒙古大夫”有两种解释，一是人们对蒙古民族医从者的简称；二是人们习惯称那种“恶治”的医生为蒙古大夫。第二种解释让当下的蒙古民族医从者承受了不白之冤。然而，“蒙古大夫”这种说法是怎么来的呢？这中间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因为蒙古族人身体素质好，很少求医，多依靠自身抵抗力，因此蒙医在这方面不接诊则已，接诊就是重病危急，养成了蒙医为了立竿见影敢于用猛药的习惯。但是，用猛药要根据情况而定，如果情况紧急，当然有它的好处，甚至，清代太医院也用一些蒙医，可想而知让蒙医按照草原下药的水准给虚弱的皇亲国戚看病会有怎样的效果。因此，这种说法是片面的，不足以说明“蒙古大夫”的来路。

还有一种说法：蒙医是蒙古族的一种独特医疗系统，古代主要集中于喇嘛庙。传统的蒙医多用物理疗法，很少用药且擅长接骨正骨；少用药就能接骨、正骨，这让那些怕痛、胆小的人畏惧三分。所以就有了“蒙古大夫”的说法。这种说法虽然说出了一种现象，但不够全面。“蒙古大夫”这一说法伴随着蒙古民族征战的历史。

我们都知道，蒙古草原上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医学，但他们也知道汉族的医术要比自己的高明。蒙古社会上层人士患病后，蒙古本土医生在无法医治的情况下，往往会向汉地医生求助。据刘迎胜《丝绸之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一书记述：明初阿鲁台派回回商人哈费思到明朝境内进贡时，要求赐以汉药。明成祖命太医院与之。而中药是明朝政府对对鞑靼朝贡的回赐品。蒙古贵族还私下从其境中和汉族人中招揽医学人才。而且，普通蒙古族人也知道汉医高明。漠南蒙古百姓如患痘疮，往往请汉族医生帮助调护。在关市贸易中，蒙古商人也经常采购汉药。但这并不是说蒙古民族医学在各个方面都比汉族或者其他民族医学差，相反地，在某些方面其医治手段或者水平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草原民族一般都非常珍爱马匹。史料记载，在成吉思汗大军卷袭中亚、西亚与欧洲时，蒙古大军的随军兽医们更学习到了各国的兽医技术，也招募或俘虏这些外国兽医为己用。并有计划的在兽医学院里，将这些技术传授给学生，以便培养更多的兽医，协助成吉思汗在马背上统一天下的野心。据《蒙医传统疗法概述 》记载，在蒙古帝国覆灭后，这些实用的兽医技术仍然继续存在於蒙古草原上，而随军兽医也继续在蒙古军队中效力。清代，大清八旗与蒙古八旗联手作战时，大清的将军们发现了一件令他们吃惊的事情，那就是蒙古八旗部队的战马驮兽折损率远比大清八旗低太多了。在那个没有机械引擎的时代，战马与负重驮兽就是部队机动化的关键，战马损耗过速，无疑会影响部队战斗力的发挥。而运输用马匹、驴、骡、牛、骆驼等驮兽则是部队长程作战维持后勤粮草的关键，一样十分珍贵。大清八旗军平日也有专门编制的人员来照料这些牲口，但是大清八旗军的战马驮兽损耗率竟然远比蒙古八旗高，这中间的重要原因就是蒙古民族对各种家畜牲口的医疗技术相对要比满族人高明。然而，恰恰是这一点“成就”了所谓的“蒙古大夫”。

在战争的年代里，难免不会战事激烈，作战负伤人员在来不及后送或根本找不到医生下落时，遇到刚好有“蒙古大夫”（随军兽医）在场，也只好先找他们来应急。毕竟能治好战马刀伤骨折之类的他们，没有理由不能处理人的刀伤骨折。但是，“蒙古大夫”毕竟是兽医，不是人的医生。因此，这种先找“蒙古大夫”来处理伤员、不得已的办法，后来让“蒙古大夫”在一些人那里变成了技术较差医生的代名词，最终使真正医人的“蒙古大夫”也蒙上了不白之冤。（文/路生）

今天，在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不难发现蒙古民族其实是一个非常谦虚好学的民族，也非常善于吸纳和包容外来文化。如蒙古各族接受黄教后，蒙古知识分子学习藏文蔚成风气。大量的藏文经典被译成蒙古语。同时古代印度的科学文化也通过藏族的介绍传入蒙古。蒙古语中引入了大量藏族外来词（刘迎胜《丝绸之路》）。而对于医学，直到今天，蒙古族普通百姓有如汉人尊重中医药一样尊重藏医西药。因此，我们应该看到蒙古族闪光和值得我们学习的一面，而对于“蒙古大夫”这一让蒙古民族医从者蒙受不白之冤的词汇还是尽量少使用一些的好，它实际上向我们讲述的是蒙古民族过去在草原上缺医少药的伤感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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