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命运：1940年，国民党笔杆子陶希圣预言日本必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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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圣（1899—1988），曾任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后与高宗武逃赴香港，于1940年1月宣布脱离汪精卫集团，并将汪精卫集团与日本政府秘密签订的卖国条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通过媒体公之于众，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阴谋，给汪精卫卖国逆流以沉重打击，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著名的“高陶事件”。

陶希圣后赴重庆任蒋介石侍从秘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起草《中国之命运》，任《中央日报》总主笔，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设计委员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革命实践研究院总讲座，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日报董事长，中央评议委员等职。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有名言“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为陶希圣研究国际政治提供了方法论，使其能跳出战争看战争。抛开陶希圣在历史上的反共言行，放在全民族抗战的背景下，他对于当时中国抗战的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的分析，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否则蒋介石也不会这么器重他。

以下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研究员贺渊著的《陶希圣的前半生》一书部分文字，贺渊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陶希圣对中国战场的希望及意义的分析。

陶希圣

二战开启，在德国、意大利横扫欧洲恣意妄为、日本在亚洲不可一世的时候，陶希圣看到随着战场的扩大，“欧战必然延长而且必然发展为世界规模的激斗”，中国不再孤立，“中日战争成为世界大战之一部分。今后两洋战争已成为同一战争之两面”。英美太平洋上的联手，迫使日本走向安南以破此局，但却与目前德意的收缩行动不一致。

不但如此，他认为中国的抗战，支持了英美，因为“盖德意希望日本往太平洋方面扰美，使其不能专心一力德意，德国希望日本拔出中国战场之泥足，以抽出实力对付英美。同时英美希望中国继续抗战以控制日本，使其无力南侵，英美在南太平洋之生命线，以此中日与欧战之间，其联系亦非机械的而为错综的”。

中国在反法西斯斗争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他比较早地从战略的角度肯定了中国战场的贡献。尤其是英国于1940年11月12日袭击意大利主要的海军基地塔兰托港，重创意大利海军，英国在地中海上的地位安稳后，对太平洋方面就立即加强力量，宣布向远东增援。对此陶希圣十分欣喜地透露：据美国专家的推测，英国十艘主力舰之中，可以拨出五艘东驻新加坡。同时，他指出英美在太平洋的强化活动，将使日本感到“窒息”。

就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陶希圣的观点和1938年时没有根本的变化，一切为了国家利益。但是，令陶希圣高兴的是时局的巨变。大国坐山观虎斗的日子过去了，世界各国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中国孤立地抗战结束了。他既哀怨又欣慰地说：“抗战三年以来，中国往往以列强的沉寂为苦。中国的抗战如火如荼，而列强的反应甚为柔弱。列强对中国的同情，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而声亦为遥远与薄弱。现在，世界的战争基地渐向太平洋移动，不独斗争的烽火渐与中国接近，并将见其结为一体而不可分……使中国自觉其前途的光明在望。”

陶希圣认为日本必败的几个理由

日本是陶希圣关注的焦点，其他的一切都是围绕这个议题展开。曾经在他眼里强大而不失理性的日本，经过与之面对面的交往，这种错觉终于破灭。当他以一个正常人的思维去理解处于癫狂状态的敌人时，困惑不时相伴。不过，事实摆在陶希圣的面前，他坚信日本致命的错误在于全面的侵华以及后来的南下。导致日本错上加错的原因在于永无止境的贪欲。

陶希圣充分看到日本在战略上的摇摆不定。比如，为了讨论是否加入三国同盟一事，五相会议经过七十多次的讨论，还是没有最后决定。具体在南进还是北进的抉择上，分歧多多。重光葵在他的《日本侵华内幕》一书中，证实日本一直就南进还是北进问题争论不休。

陶希圣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话：“有人问我：‘去年说日本要南进最早的是你，今年说日本北进最早的又是你，人家批评你是无定见哩。’我答道：‘日本要南进，我便说他要南进，日本要北进，我便说他要北进，这并不是我无定见，乃是日本军人的投机主义使然。’”虽然他所说的是日本南进与北进一事，但却道出了他对日本的看法。欧洲打起来了，日本怎么办？陶希圣发表了多篇文章对此进行分析，以为新形势下的日本处境十分尴尬。

德国的“捷报”，令日本血脉贲张，认为自己在亚洲为所欲为的“黄金时代”到来了。日本国内赶上欧洲这班车的叫嚣充斥报纸。陶希圣形象地说：“在完全机械化的军用工业之今日，国际列车，来得太快，在车未到时，日本还没有准备得好，日本刚在搬行李的时候，列车走过去了。受了中国抗战牵制的日本，非常焦急，非常苦闷，然而没有办法。车子过去了，明天的世界，又是一个崭新的局面。”形象刻画了一个立于站台而无力登上战车的形象，表述了日本没有赶上欧洲公共汽车是因为日本工业落后和中国战场的牵制。

1940年7月11日，全副武装的中国军校学员

不过，陶希圣所述，只是“三国同盟”建立前的情况。随着时局的变化，陶希圣后来又将日本关于“介入”欧战与否分成三个时间段：第一是德国宣而不战时期，此时日本的“介入”还没有到时机；第二是德、荷、比、法决战，日本刚想“介入”，可是德军进展太快，四十天已经奠定全局；第三是日本“介入”，往南进攻南洋，但这时控制越南的法国已经投降了德国，这样日本却差不多就是侵犯德国，这是日本一般人物所预想不到的，令日本十分棘手。

我们从历史上看，日本的北进，自然是以苏俄为敌。无论德国也好，日本也好，反共一直是他们的旗号。早在1936年，德日就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按协定日本牵制住苏联。1937年意大利加入该约，实质上三国同盟在反共的基础上已经建立。但是，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约定了苏德友好，互不侵犯，德国将英法作为敌人。于是，以反共为目的的三国同盟失去了共同的敌人。日本当局平沼内阁面对欧洲“复杂离奇”的局面，被迫提出辞职。经过调整，苏联成为日本争取的对象，1940年4月，日本主动与苏联签订《中立条约》作为保障。1940年8月，日本正式以南进为国策，力图从法国手里夺取越南，压迫英国关闭滇缅公路等等，并一心盼望着德国进攻英伦。他们希望不战而夺取南海。陶希圣指出，日本南下，除了抢夺英美属地，掠夺物资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封锁中国，阻止物资通过越南以及滇缅路运送到我国西南。

1940年11月17日，陶希圣寄给陈布雷一篇文章，名为《地中海之战》。11月21日，陈布雷将此函呈送蒋介石。陶希圣在文中说日本南进的依据是“意大利一举而取得地中海制海权”和“苏俄未必不动”两点，提倡者是鼓动日本新体制运动与参加“轴心”运动的健将白乌敏夫。白乌根据上述两点进而主张亲俄联合德意。陶说白乌的主张现在已成为日本的国策。但事情的发展，却令日本的国策失去了根据。意大利未必能取得地中海的制海权，而苏俄也未必动，与此同时，英国竟然能向远东增援，六七月间，日本军人的估计，现在都打了折扣，日本军人今后要南进，不战而取南海、不付出代价是不可能的了。

德军攻击苏联之际，苏联火箭发射车在开火。（美联社照片/盖蒂图片社）

1941年6月，德国闪电式地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日本多少有点愕然。陶希圣此时认为，日本可能攻击外蒙，以截断苏联远东红军的归路。也可能策动傀儡来控制外蒙。而真正能够牵制住北进的是中国的抗战。他预言苏德战争，将引起日本国内政策的改变，以南进为主的近卫和松冈会下台，时局将发生大的变化。他在1940年11月30日署名“方岳”的《海战种种——论日本南进》一文中，从军事的角度来分析，日本海战，需要陆军和空军等各方面的配合，说明日本将无力应付这些困难。虽然美国也是海上强国，但是美国同样面临日本的问题，因此，美国对付日本的方法，重在封锁。“美国不向日本求战，反之，却迫得日本海军远离基地向美英海军基地求战，我们如果看见美日斗争，就想到两方海军在太平洋上交锋，那就错了。”美国的确是采取这个办法，日本也确实去向美国求战，但是，两方却真在太平洋上打起来了，这是陶希圣没有估计到的。

因此，他预计日本的北上没有发生，日本继续往南，并且直接向美国开战，挑起了太平洋之战。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

其实，无论是日本人还是陶希圣，都没有给日本正确的位置，日本早已在战车上，所不明确的是此车与欧洲战车如何对接，是加入德意方还是加入英美一方。在时局尚不明朗之时，日本如此焦急，体现的只是日本抢夺世界野心的膨胀，以及对于如何实现这一野心的无措。

陶希圣认为日本所提的“共荣圈”难以建成

当然，无论是南进还是北进，日本的目的在于主宰亚洲，改变已有的世界秩序，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这是近代以来日本的“抱负”。从“田中奏折”到近卫的“东亚新秩序”，再到“大东亚共荣圈”，一脉相承。

1940年8月1日，近卫内阁的松冈洋右外相在对外讲话中提出“大东亚共荣圈”一词。在讲话中，松冈洋右表示日本肩负“布皇道于世界”的使命。被列入这个“共荣圈”的国家和地区有：中国、朝鲜、印度支那、缅甸、泰国、马来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属印度（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以及夏威夷群岛等。1941年底至1942年初，日本陆军省和拓务省制订“大东亚共荣圈土地处理方案”时，还确定要占领苏联的远东地区，把它纳入“共荣圈”。

1940年12月17日，日本东京的一次集会上，日本德国意大利的孩子们正在庆祝1940年9月27日签订的《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Tripartite Pact）

对于日本提出的这个设想，陶希圣解读日本的“八一声明”如下：以“日满支”为基本，提出一个新的“国土计划”，以建设“大东亚经济共荣圈”。把日本、东四省、华北华中占领区打成一片来设计。这样“日支满”不但是互助连环，且最终“浑然一体”。他指出日本的野心正如“三国同盟”成立后东京《朝日新闻》自曝所言：“今后日本要由海洋国家变成大陆国家。”

他指出日本想建立一个“大东亚共荣圈”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在理论上认可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的设想。日本言论界以为今后的世界，将形成四大经济圈或共荣圈。一个是以德国为领导的欧洲经济圈，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美洲经济圈，一个是横跨欧亚两洲的苏联经济圈，一个是日本所幻想的“大东亚共荣圈”。其他三个相对比较稳定，但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最空虚、最多阻力、最没有希望。

陶希圣认为欧洲的时局，给予日本野心一逞的良机。但是，日本必须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1.中国抗战已经三年，消耗日本的兵力、物力和运输力，并将继续消耗，不能减少。为了侵略中国，日本的军用原料大部分来自于美洲，而日本的出口，主要以英属地为主。如果日本南进，将明摆着与英美为敌，那么，日本的市场、原料难以为继。结束中国战争，才能克服以上困难，但是，如何结束？

2.参加德国一方，对于日本是否有利，也是一个问题。虽然目前德国是胜利了，但是，“最后胜利，决不易为德国以至于德意两国所能获得。……日本倘如参加德意方面，将来德意或者因不能取胜而和，或者因失脚而败，日本非独不能取得其南进的成果，并且不能保持其侵华之所得，即令德意有所得于欧洲，而太平洋方面，英法未必终于放弃，美苏亦未肯坐视日本独霸。由于上述，可知日本欲逞野心，并无有胜算在握”。况且，德意离开日本遥远，不能给予适时的帮助。

3.美国对日本的监视和牵制同样是日本无法解决的问题。日本现在的经济还依赖于旧秩序，日本的买主是美国，卖主是英国。如果日本加入德意，必须能够自给。这样，除了对东南亚进一步侵略外，只有更进一步掠夺中国的资源，压榨中国的市场，日本以与旧秩序交锋。但是，英美作为海洋大国，德国、意大利却不能敌，因此，日本要想建立海上的“大东亚新秩序”，难上加难。

陶希圣的结论是，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只能寄希望于苏俄加入轴心国参战、英美的分解、中国的不抵抗、美国退回到美洲这四个前提条件，否则是难以如愿的。

陶希圣的上述认识发表于1940年6月，当时世界局势还不明朗，国际风云在以后的日子里变化万端，但是，他指出的三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日本，使之不得安宁，最后走向灭亡。

书评

陶希圣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当贺渊踏入他的世界之后，惊讶地发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是一个弧独不羁、傲气十足的人：在方法论上，他讲唯物史观，与胡适自由主义派不友；在政治上拥护国民党，与马克思主义学者敌对；在学术上，他既要收集资料又要寻找规律，为清华一派功力深厚的考据学者所不屑。他树敌多多，一度向国民党要民主宪政、反对专制，拒绝蒋介石派的邀请，甘心到北京做学问；一边他又要共产党放弃根据地，鄙视与中共友善的民主人士；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呼声中，他投身于所谓的“和平运动”；他自称汪派，最终却被汪精卫斥为“男盗女娼”、让周佛海骂为“禽兽”，必杀之而后快……虽然后来脱离了汪伪，但这段经历成为终身污点。他的前半生波诡云谲，主义、利益、大义，人生全是选择题，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似乎是一个注脚，可以让我们更深入的理解一个时代。更多内容都在这本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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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圣的前半生》

贺渊 著

新星出版社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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