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的西南联大为何能在困境中联合图存，甚至成为世界级学术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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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鼙鼓声动，山河动摇，中国知名学府纷纷迁往内地，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漂泊之旅。出于对人力、物力、时局、资源的各项考虑，抗战期间联合的大学虽不少，然而多半是联而不合，内斗不断，在人事的损耗下不出几年便不欢而散了，而西南联大是个例外。

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经中华民国教育部批准，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

1938年4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战火纷飞的年代，三所名校能在轰炸和动迁中始终保持联合，令西南联大成为民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究竟有何内在原因？

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返回北地的时候，储安平特在《观察》杂志上撰文称许，认为抗战中联合办学的大学里只有西南联大硕果仅存，九年间精诚合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不能不归功于教授先生高超的德行，三校传统上的宽容的精神，和三位特出的校长”。联合办学本身便是一件不易之事，对于清华、北大、南开这三家中国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更是如此。三校不同的历史与传统，各异的校风和学风，再加上恃才傲物、各有所长的教授名家们，想要融三校为一家谈何容易？

西南联大校门旧址。今位于云南省昆明市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西南联大校区。今天这里除保留有大量西南联大时期的历史遗存外，还建有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一二·一”运动纪念馆等纪念设施，以及1946年5月西南联大修建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碑，上面镌刻有西南联大从军抗日学生的名字共计834人

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冯友兰写到“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作为亲历者和参与者，冯友兰认为这种合作精神正是联大值得纪念的重要特质。这种合作并非简单的机构合并或是单纯的院系调整，而是一种灵魂的契合，心意的相通，以及内在气韵的融合。三所高校本来就有“通家之好”：清华的冯友兰出身北大，北大的胡适是清华人，南开的黄钰生是清华出身，清华校长梅贻琦则是南开第一届毕业生。三所高校内复杂的亲缘关系使得彼此天然具有一种亲近与包容的感情，而相似的办学理念和学术追求则使三者间具有融合的基础。

偏居一隅的西南联大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所世界级学术殿堂，除了注意保持三校之间的平衡之外，其辉煌成就的取得主要得益于高效的运行机制、自由的学术氛围和独立的办学理念，而对于国族的忧虑、文化的热爱，以及追求理想的信念也是贯穿西南联大始终的精神内涵。

“教授治校”，高效运行的校务委员会制度

作为战时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综合性大学，西南联大并不曾拥有人们想象中庞大繁杂的行政机构，仅仅凭借其独具特色的校务委员会制度，它用少数干练的行政人员就使得这所在校人数超过三千，同时具备本科与研究生教育的大学正常运转。事实上，联大的专职行政人员非常有限，大部分事务都是由教学人员兼职承担。例如每年学生注册报到这样的大事，需要在短时间内解决注册报到、安顿入住等一系列任务，即便在实现了电子系统录入、无纸化办公的今天，每年的报到季对于高校而言都是一项重任，而当年的西南联大学生注册只由几名员工负责，居然也能做到井然有序，工作效率直接秒杀各大高校。这一切还得从三校“教授治校”的传统和联大名目繁多的各项委员会说起。

西南联大的日常事务处理和重大决策都是通过校务委员会制度这种特殊管理模式而实现的。联大正经的行政处室只有三个，这在今天的大学中简直不可想象。1937年早在长沙临时大学时代就设立了常务委员会，下设秘书、教务、总务、建筑四个职能处室。迁往云南之后，联大沿袭了校务委员会制度，将四个处室整合为三个，分别是教务、总务和建设，其中建设处后改为训导处。行政架构虽然简单，联大却通过灵活多样的委员会承担或分解了行政职责，据统计这些委员会相当于承担了今天大学的教务、科研、后勤、人事、财务、规划、基建、保卫等若干处室的职责，甚至覆盖了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校区管委会的职能！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获准成立电文原件，现藏清华大学档案馆。1938年4月2日，教育部电令已经迁至昆明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校合一的西南联大正式成立

具体来说，西南联大就是通过常委会、校务委员会、教授会以及其他名目各异的委员会进行学校管理与发展规划的。常委会即为常务委员会，是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由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共同组成，人称西南联大三常委，颇有点三巨头的意味，是联大的当家人。校务委员会由常务委员、秘书主任、教务处长、总务处长、训导主任、学院院长以及教授委员会推举的教授代表11人共同组成，是联大举足轻重的机构，几乎学校的所有决策都少不了校务委员会。他们讨论的内容包括学校每年的预决算，院系专业的设立增减，规章制度的修订废止，以及学校的基建等大宗工程，总之大学里你能想到的一切事务它都负责，算是学校行政事务的主要管理平台。教授会是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的委员会，主要负责选举校务委员会代表、学生学业审查、学术事务或对外宣传联络事务，同时也拥有参与校务决策，提出建议的权力。这几个委员会是联大管理运行的主体，也是教授参与治校的重要平台。

从表面上看常委会的权力很大，校务委员会中教授也只是部分代表，但实际上联大做出的每一项决定几乎都是出于教授意愿，能够代表广大师生的想法，并不是由少数领导一拍脑袋决定的。常委会名义上有三位常委，但真正主政联大的是清华校长梅贻琦。抗战时期东南联大中途夭折，西北联大联而不合，北大校长蒋梦麟曾说这就好比三条腿穿了两条裤子，谁也走不动路。如果西南联大的三位校长都想要当家主事，那结果必然是让教师们无所适从，很多事情都难以推进。因此三位校长从一开始就达成了共识，即只能有一位主政的校长，其他人必须懂得退让。

作为三校中实力稍逊的南开在一开始就没打算主导联大的事务，校长张伯苓本人的声望颇高，又很识大体，他很早就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戴着”，意思是委托蒋作为他的全权代表。联大的主导权实际是清华北大之争，这两所高校旗鼓相当，如果互不相让会为联大的发展埋下隐患。北大校长蒋梦麟在此事上展现出了十分睿智和宽容的一面，他主动让贤给梅贻琦，说“联大事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又常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这种退让与放手保全了联大，却也引起了部分北大教授的不满，以至于在战后蒋被赶下台即与此有关，但那都是后话了。

梅贻琦虽然是联大的实际领导，但他为人谦逊，秉持的是“吾从众”与“无为而治”的原则，遇事总是先请教别人的意见，如果好“就这样办”，如果不妥便说“我们再考虑考虑”。1938年之后常委会邀请各院院长与各处处长列席，共同商议校务。而作为常委虽然有权力列席教授会等其他各项会议，梅贻琦和其他两位校长却几乎从不出席。联大岁月里这位严于律己的“寡言君子”赢得了广大师生的爱戴。

1947年4月，清华大学三十六周年校庆，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左三）与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左二）、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左一）、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左四）合影

由于常委会几乎从不干预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的决议，因此广大教师通过这两个平台对校务进行实际上的参与甚至掌控。除了教授代表，校务委员会中各院院长和各处处长均由教授担任。而且行政处室中不设副职，除了兼职的处长便是办事的职员，没什么官僚气息，办事效率也很高。从事行政兼职的教授主业仍是教学科研，连固定的办公场所都没有。一开始做这些行政事务完全是义务劳动，最多有一点授课量方面的减免，直到联大后期物价飞涨的时期才会给一点点补贴。

从各项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来说教授所占的比重是极高的，除了校务委员会几乎由教授组成之外，教授会成立的各项委员会中教授的比例高达83.3%（另有几位助教），蒙自分校的委员会中教授占89.7%（另有三位行政人员）。在对校务进行公开讨论时委员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主张，意见不统一时往往投票决定，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联大另有许多委员会，用于处理各项大小事务。比如“联合迁移委员会”曾向常委会提议学校帮助托运的行李教员不得超过60公斤，职员不得超过50公斤。由学校帮助运输的私人书籍须得由学校借用一年，不得提前讨还。这些委员会帮助学校处理了各种琐碎的事务，小的委员会不过三人，大的有几十人。许多委员会在任务完成后就进行改组或解散，也不会浪费人力资源。通过委员会的改组、换届和改选又使得广大师生的意愿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传达，及时为委员会注入新鲜血液。

“自由，学术之生命”

被称为“最后一个京派”的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忆自己的联大岁月时印象最深的是“自由”；在生物化学领域有突出贡献的邹承鲁院士把联大辉煌成就的动因归结为两个字“自由”；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更是称“自由是学术之生命”，他在联大读了四个系四个不同的专业正是得益于学术自由。这几位都是将青春岁月留在云南的老联大，相信此言不虚。

其实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组成西南联大之后并没有完全丧失原有的独立性，三校各自的风格与理念也有所保留。换言之，对外而言他们是西南联大，对内而言他们仍有三校之分。或者说新招收的学生是隶属于西南联大的，而老生与教师则具备双重身份。

每年联大的教师会收到两份聘书，一份是西南联大的，一份是三校分别下聘的。例如钱锺书既是西南联大聘请的教授，也是清华大学聘请的教授。抗战前已经进入三校学习的学生在联大仍然保留原来的学籍和学号，在毕业时领到的是原来大学颁发的毕业证书。在联大学习时这些老生的学号前面分别冠有P（北大）、T（清华）、N（南开）的字样以示区分，而新生入学则统一冠以字母A代表联大，毕业时颁发西南联大的毕业证书。三校各自保留了自己的事务办公室，专门处理本校事宜。同时研究所及研究生培养也是三校独立的，不同的学校具有不同的研究特色和方向。

西南联大共有五个学院，分别是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前三个学院是三校融合，工学院实际就是清华的工学院，只有师范学院是与云南省教育厅合办的，旨在帮助云南培养本土教师。文学院下设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哲学心理系和历史社会学系；理学院下设算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和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法商学院下设法律学系、商学系、经济学系和政治学系；工学院下设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航空工程学系和电讯专修科。

当年的大学规模与现在相比要小很多，主要是学生人数较少，因为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远不如今天。在人数最多的工学院也不过四五百学生，文、法、理三个学院大概有七八百人，法商学院只有容易就业的经济学人数较多，政治学系人最少，理学院数学系人最少，物理系人虽不多但出的名人最多。从教师人数来看清华的教授比重最大，占到了48.88%，北大占32.58%，南开占12.36%。其中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的院长都由清华人担任，经费与仪器也是清华出力最多，可谓是“一家独大”。

但是在学风方面联大似乎更受到北大传统的影响，秉承了蔡元培校长时期提出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风格，联大人所追求的是“自由之思想”。汪曾祺坦言当初报考联大就是冲着北大自由的校风去的，追求的无非是“潇洒”二字。联大没有让汪曾祺失望，它的确是当时中国最自由的大学，对学生而言如是，对老师而言亦如是。

在联大教授们尽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从事教学或科研工作。想研究什么便研究什么，上课可以自行选择教材，安排教学内容，也无须准备教学大纲、教案或者教学进度表之类的材料应付检查。

刘文典上课常常迟到半小时以上，不高兴便张口骂人或者索性不来了，一学期只讲了半篇《海赋》，照样吸粉无数；闻一多上课与学生一起吞云吐雾，边抽烟边讲《离骚》，却有工学院的学生穿城来捧场；钱穆讲中国通史只讲到宋代，其余部分让学生自己去看；唐兰讲《花间集》只吟唱不讲解，也不见有学生去投诉。这种授课时极大的自由度能够让老师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和优长。当然，这种自由的前提是你真的“满腹经纶”，学富五车，想要照本宣科混混日子怕是不行的。

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吴晗正在演讲。吴晗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专攻明史，对嘉靖朝有深入的研究

对学生来说联大的学业也很自由，你能够随意地选择任何想学的课程，从容地发掘并发展自己的学术兴趣。联大实行学分制，只要学分念够就可以转系。比如何兆武入学想学建筑，后来从机械系转到历史系，上研究生时又从哲学系转到外文系，似乎也没有人对他兴趣的转换说三道四。汪曾祺认为联大的自由是可以让他尽情地读书，上想上的课，没有人管，也没有限制。学术自由还体现在学生与老师关系的平等。有一位熊姓学生经常与物理学家周培源进行争论，师生面红耳赤的场面甚至成为南区一景。不理解或者不赞同教授的意见没关系，师生都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有时候选了的课也不一定去听，没选的其他院系的课却有可能一节不落地听下来，这也是联大学生中常见的事。

按照联大的师生配比基本上是三个教授教一个学生，而且是全国顶级的教授，这种待遇，现在的大学没有办法比。联大没有选课人数不足便不能开课的规矩，只要有人选了就得开课。金岳霖有一门“符号逻辑”的选修课只有寥寥几人，课堂常常变成金先生与得意弟子王浩的专场，是真正地因材施教。王浩后来仅用一年八个月就取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他说那些内容在联大早就学过了，感觉很容易！

抗战中有一段时期教育部希望大学教育能够专注于实用，一度想要取缔人文学科。但是联大偏偏不买账，提出大学的教育在通不在专，大力提倡“通识教育”，要求文科生要选修自然科学的课程，理工科要选修人文学科的课程。“大一国文”和“逻辑学”都是联大学生的必修课。在联大除了工学院之外一年级新生不分专业，一律进行通识教育，到二年级再选择专业。重视体育素来是清华的传统，之后也成了联大的传统。清华“体育之父”马约翰严肃又略带得意地说：“吴宓当年体育不及格也不能毕业”，言下之意是不能放水，让大家好好锻炼身体。

联大的自由并非放任自流。你一个学期只选两门课行不行？不行。“自由也不能自由到这个地步”，汪曾祺如是说。有时候西南联大的这种“自由风”让有些人误解，似乎吊儿郎当也能够混毕业。事实上西南联大对学生的要求不低，各类大考小考不断，绝对容不得偷懒。历年考上西南联大的超过8000人，最后毕业的只有3800余人，这淘汰率实在太残酷。

联大的自由还意味着联大师生们可以具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但大家仍能够和平共处，相互包容。信奉“三民主义”的人与信仰马克思的人也许就住在同一间宿舍里，毕竟联大的教授什么派别都有，联大的学生什么都读。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或许只有联大可以做到。

“独立之精神”，在云南与中央之间

联大最初决定迁往云南的时候，云南省主席龙云对此充满疑虑。他不知道是否应该接纳这些外来者，也不知道这些涌入的师生会对云南产生何种影响，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了联大对云南以及他本人的重要意义。他告诉儿子“全国最优秀的人将在我们的城市生活”。很短时间内龙云就与联大建立了较为友好的关系。他将房子租给联大教授，只象征性地收取租金；他为联大送来大米，捐献棉服；1940年还为联大学生设立了奖学金。龙云本人的儿媳也在联大上学。这位颇具眼光的旧式军阀对联大表现出了很大的善意，最重要的是他为联大抵御了部分来自国民党中央的压力，尽量保障了联大教授的言论自由。

云南省主席龙云（左）和蒋介石（右）的合影。龙云字志舟，云南昭通人，出身于滇军。先后出任云南省主席、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职，被视为“云南王”。出于发展云南本地文化教育的考虑，他对西南联大颇多照顾。抗战胜利后，龙云被蒋介石逼迫下台，省主席一职由其亲信卢汉继任

虽然联大人始终与旧式军阀保持着距离，但在与云南地方的合作中联大还是尽心尽力。云南教育厅厅长龚自知积极动员联大学生到当地高中教学，促成了联大对当地教师的培训和师资力量的培养。当联大离开云南时，无论是当地人还是联大人都对彼此怀有感激之情。

抗战时期重庆政府想要加大对高校的掌控力度，并由此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联大秉持独立精神和民主传统，始终处在与中央政府的斗争和妥协之中。1938年蒋介石明确要求所有的学校都必须将“礼义廉耻”作为校训，联大呈报的校训却是“刚毅坚卓”，背后深意令人玩味。1940年陈立夫主政教育部时强行统一大学的课程和教材，遭到联大师生的激烈反对。冯友兰指责教育部的要求不可理喻，是将教授变成科员，干涉教学，破坏大学的独立性。

1945年“五四”青年节，以西南联大为首的昆明4所高校学生走上街头，举行了抗战开始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学生游行，喊出了实现民主，结束国民党专政的口号。同一天，昆明学生联合会成立。

奇妙的是，在教育部三度训令的情境下，联大常委会居然采纳了教授会的意见，除了将文内第五条指责教育部官员的话删除之外，其他原样呈报教育部。在几个月的等待和周旋之后，联大成为教育部“训令之例外”，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这不就是1923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反抗北洋政府教育总长那一幕的重现么？

“即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联大精神其来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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