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荐书｜许知远：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

撰文：许知远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是许知远积淀多年的转型之作。梁启超生逢变革时代，他是近代转型的积极参与者，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的拓荒者和奠基人。许知远试图将这位伟大人物的思想与性格、希望与挫败，内心挣扎及与同代人的争辩呈现给读者。在搜集、阅读海量史料和研究著作的同时，许知远追寻梁启超的足迹，到其出生地新会、求学地广州，及北京、上海、日本横滨等多地探访历史现场，寻求历史与现实之间隐秘而有韧性的关联，借此展现几代人的焦灼与渴望、勇气与怯懦。

《青年变革者》述及梁启超求学、进京赶考、师从康有为、结集同道、上书清帝、办刊《时务报》，及至戊戌政变前夜。许知远以深入历史细部的精准笔法，描摹出时代变局下梁启超饱满立体的个人形象和生动多维的时代群像。

引言：逃亡

一个青年匆匆闯入日本驻清公使馆。他额头宽阔，鼻梁挺直，面色焦急，要找代理公使林权助。这一天是1898年9月21日午后，阴，炎热异常，北京秋日的清爽尚未到来。

日本公使馆是“一栋单层砖木结构的平房……正立面七开间，中砌砖作拱券式的大门”，带有明显的欧洲古典主义风格，门顶檐上的女儿墙上又砌了三角花。它的设计者片山东熊曾入读东京帝国大学，是日本最早接受西方训练的建筑师之一。

公使馆的建筑风格也是日本身份的另一种隐喻：渴望西方却仍深植于东方。它所处的东交民巷正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缩影。它的历史足以追溯到元代，南方稻米经由大运河运到此处交易，因此得名江米巷。到了明代，一些重要衙署、王府与寺庙开始在这里兴建。专门学习外国语言的四夷馆也设立于此，“特设蒙古、女直（女真）、西番（西藏）、西天（印度）、回回、百夷（傣族）、高昌（维吾尔）、缅甸八馆……又增设暹罗（泰国）”，这是中华帝国眼中的异域世界，外来者总是朝贡者，臣服于帝国的繁盛与文明。由于“江米”与“交民”读音相近，巷子逐渐被称作“交民巷”，又变成了“东交民巷”，它不再仅指一个巷子，而是一片区域。清代的东交民巷更为喧闹，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都在巷子西口，而兵部、工部、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翰林院则在另一端。

巷子的意涵在19世纪后半叶再度发生改变。圆明园被一把大火烧毁之后，清帝国终于同意英国与法国在北京设立使馆，这意味着中国人与外部的关系已彻底转变。这些“野蛮人”与昔日“四夷”不同，他们更强大，还有自己独特的文明。

英国与法国之后，俄国、美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奥匈帝国先后到来，建立使馆。这条曾经用作稻米交易的狭长巷子，如今变成了一个西方建筑、生活方式的展览场，空气里经常飘荡着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先生著名的铜管乐队演奏的曲子。与上海、福州、宁波、广州的租界不同，这里没有治外法权，仍被包容于北京的生活中，使节与夫人们也常抱怨北京道路的泥泞与腐臭。

日本公使馆是东交民巷的后来者。尽管早在1871年中日就已建交，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使馆要么在寺庙要么在租借的民房中暂时栖身——这也折射出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尚未将其看作一个平等的国家。直到1886年，日本终于在东交民巷有了一席之地。接下来的十二年中，公使馆目睹了中日关系的戏剧性转变。日本不仅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还成了清朝革新者们模仿的对象。日本公使曾为觐见皇帝焦灼不已，皇帝如今则充满期待地等待着下野的伊藤博文的到来。

这位匆匆进入使馆的青年，也是一位革新者。“他脸色苍白，悲壮非常。我判断事体极为不寻常”，多年之后，时任使馆参赞的林权助回忆。林权助认识这个年轻人，他是夏日北京活跃的维新者中的一员，名叫梁启超，他的老师康有为更是有名，曾专门给皇帝上呈关于明治维新的著作。

林权助把梁启超请入房间，开始笔谈，汉语是彼时“东亚的拉丁语”，是通用的书面语。“仆三日内须赴市曹救死，愿有两事奉托，君若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林权助觉得这样交流太缓慢，按铃叫翻译官进来。梁启超随即写道“笔谈为好，不必翻译”，接着写下“寡君以变法之故，思守旧老耄之臣，不足以共事，思愿易之，触皇太后之怒……”

此刻，翻译官走了进来，对话加速起来。梁启超乞求，日本出面救助光绪帝与康有为，他自己准备迎接死亡，“我如被逮捕，三天之内会被杀”。

这个场景必定令林权助深感震撼，以至于将近四十年后仍能栩栩如生地回忆起来。其细节或有出入，情绪却异常饱满。这也与林权助的个人经历相关，这位面颊修长的外交官刚刚三十八岁，明治维新时他正是少年。他的祖父与父亲都死于倒幕之战，且站在失败的幕府一边。他运气甚佳，被战胜一方收养，并有幸进入创建不久的东京帝国大学就读，毕业后进入外务省，被派往中国烟台、朝鲜与英国伦敦，是同代人中最有经验的外交官之一。比起回国度假的公使矢野文雄，他的视野与决断更胜一筹。他体验过北京维新的热浪，还为京师大学堂的创办提过诸多建议。在这些中国维新者身上，他不难看到日本志士的身影。

林权助允诺梁启超，努力去办他交代的两件事，并劝他：“你不必死。你好好思考，必要时随时到我这里来。我会救你。”

梁启超离去后，林权助向正住在公使馆的伊藤博文汇报，这位明治维新的重要缔造人刚卸任首相，中国游历计划正在进行，此刻恰在使馆。“我完全明白了。梁这个年轻人了不起。真是令人佩服。”伊藤感慨道。

夜晚，使馆门口一阵嘈杂，接着梁启超闯了进来。伊藤要林权助救助梁启超，“让他逃往日本。到了日本以后我来帮助他”，“梁启超这个年轻人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奢侈的灵魂”。

留在公使馆的梁启超，当夜必定难眠。这是充满慌乱与恐惧的一日。早晨，太后宣布训政，收回皇帝手中原本就很有限的权力。她颁布的首道政令就是捉拿康有为兄弟：“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康有为的支持者御史宋伯鲁也“即行革职”。

康有为因稍早离开北京，躲过了一劫，康广仁则在南海会馆被捕。一时间流言四起，据说康有为的另一位支持者、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的家也被抄了。在京城的茶馆中，人们纷传皇帝设谋加害太后，且引外人相助，太后因此才再度垂帘。

康有为和梁启超

已预感到大祸将至的梁启超，当日早晨正在浏阳会馆与谭嗣同“对坐榻上，有所擘划”，这时“抄捕南海馆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他们连忙拜访李提摩太，想做最后的努力。多年来，这个操着山东口音的英国传教士以促进中国变革为己任。三人随即商定寻求国际力量，容闳去拜访美国公使，李提摩太去找英国公使，梁启超则前往日本使馆。但美国公使进了山，英国公使正在北戴河度假，只有梁启超找到了林权助。

除去给他提供个人庇护，日方拿不出更具体的方案。梁启超或许也被某种羞愧左右，他无法解救陷入危险的皇帝与老师，还躲避起来。翌日，这种羞愧更为加剧。

谭嗣同八月七日进入公使馆，随身携带了著作与诗文、家书的稿本数册，请求梁启超保存。他劝梁东渡日本，自己则选择留下，并以程婴与杵臼、月照与西乡这两个例子来慰藉梁与自己，分别通过一死一生来践行理念。在另一则更为生动的回忆里，谭嗣同还说，海外有很多广东华侨，梁启超可以鼓动他们，建立新的变革基础，而自己作为一个言语不通的湖南人，发挥不了作用。说完这些，他们“遂相与一抱而别”。

对于林权助而言，这也是个充满考验的时刻。收容梁启超的决定，并未得到日本外务省的许可，林尚不知首相兼外相大隈重信的态度。八月七日，他发电给外交部，谈及政变的发生、被通缉的康有为、张荫桓府邸的被围。他意识到持续了整个夏天的变法终结了，“皇帝陛下最近数月间已成改革运动之中心，经如此之变故，其权势应有所削减”。他没提梁启超正在使馆内躲避。

时间意味着新的危险，对梁启超的通缉尚未到来，却随时可能发生。当天，林权助请郑永昌（日本驻天津领事，据说还是郑成功后人）护送梁启超离开北京，计划先乘火车抵达天津，再搭商船玄海丸前往日本。离开公使馆前，梁启超做出人生另一个重大决定，他剪掉脑后的辫子，并换上了西装。或许维新者私下谈论了很多次断发易服之必要，但真的发生时，内心恐怕也不无挣扎，它毕竟意味着公开成为反叛者。

梁启超随郑永昌走出使馆时，看上去就像个日本人，中国仆人紧随其后。当天下午三点，火车开赴天津。在紫竹林车站，等候在此的日本领事馆翻译井原真澄发现，同行者中还有“一个穿西装、用手帕遮着鼻子的男士和中国的仆人”。他问郑永昌此人是谁，却没得到答案，只是被命令要警戒前后。回到领事馆后，他才知道，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

他们将梁启超藏在领事馆二楼，一切需求由仆人代办。井原真澄随即发现，不断来访的天津变革者说，梁启超已经下落不明，还请他设法相助。李鸿章建立的洋务事业在天津催生出一个维新群体，其中很多人来自广东，“都很热衷于思想和政治的革新”，对伊藤的到访抱有很大的期待。政变消息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他们庆幸康有为躲过一劫，但一定想不到梁启超正在楼上。

在八月八日的电报中，林权助向东京汇报整个事件：“主张改革的梁启超因怕可能随时被捕而来到本馆，需求保护。他住了一晚上。由于害怕清国会产生怀疑，我劝他在逮捕他的命令下达前离开北京……他尚未受到任何指控，而我允许他在本馆住一晚上也不至于给清国政府留下任何罪名。如果他在路上还没有被捕的话，几天后，他将乘玄海丸从天津赴日本”。他强调伊藤正住在使馆，“当前的这种政治局势迫使我要求这么做”。他期望得到2000元电汇电信费，还有1000元的津贴费，作为机动费用。

他同时致电郑永昌与驻上海领事诸井六郎，要求“高雄舰、大岛舰的舰长由此奉命与你们一起观察近日的事态发展”，高雄舰正在上海，大岛舰则在天津大沽港。

大隈重信支持了林权助的决定，还在同一天发电报给圣彼得堡与伦敦的日本使馆，通报了北京的政治新动向，令他们探听这些国家的态度。

梁启超躲藏在天津领事馆时，气氛已经变得越发紧张。八月九日，新的上谕到来：“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弟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

对梁启超的通缉令也随即到来，在北京捉拿未遂后，朝廷又电旨两江总督刘坤一在上海缉拿。八月十日，上海道台蔡钧搜捕了已改为官书局的大同译书局。所幸，住在其中的梁宝瑛、梁启勋及李蕙仙听闻北京消息后，已于八月七日（9月23日）返回广东。

天津领事馆意识到，让梁启超等到四天后再登玄海丸就太危险了。八月九日晚九点，郑永昌与另两个日本人陪梁启超由紫竹林搭船前往大沽，他们化妆成打猎的样子，计划遇到清兵盘问就说自己要去打鸟。在河上航行一段后，他们被一艘蒸汽快船追踪，上面乘坐着持枪的清兵。十号凌晨两点左右，他们终于在新河附近被追上。快马号士兵声称自己在追拿要犯康有为，怀疑康就在这艘船上。郑永昌随即抗议，说船上并无此人，拒绝搜查。士兵毫不理会，他们将绳索缠上这艘小船，准备将其强行拖回天津。逆行了两百多米后，郑永昌斥责这些士兵非法，又一轮争辩后，快马号同意回天津向总督府汇报，同时派一队士兵登上小船，以护送之名前往塘沽。大约七点，小船抵达塘沽港，恰好与日本大岛号军舰相遇。郑随即挥帽，军舰也放下快艇迎接他们。清兵感到不妙，乘坐路过的一艘清国船离去，不愿再谈。郑永昌登上军舰后，留下梁启超，自己前往塘沽火车站。

经过这惊魂未定的一夜，梁启超甚至来不及喘口气，新危险就再度涌来。第二天八点，又一队清兵登上大岛号，声称要追捕康有为。派遣者正是袁世凯，因荣禄奉旨入京，他暂时署理直隶总督。“该华人年约在三十以内，似非康犯，或为康党”，袁世凯在八月十一日给总理衙门的电报中写道。一天后，他又在电报中更详细地描述情形，称派往查看的洋员魏贝尔在查询时，大岛舰主“坚不肯认，佯不知康犯”，而经过一番访查后，魏贝尔发现船上“实有华人一名，年纪甚轻，已剃发改装。究系何人，无由确查”。

很快，9月26日，大岛舰上又来了一位逃亡者。王照是梁启超的朋友，也是一名活跃的维新者，但与康有为、梁启超不无分歧。他两日前被以“莠言乱政，奸党窃权”的名义弹劾，同样被日本人所救。这是涕泪交集的相遇，在这天崩地裂式的悲剧面前，之前的分歧变得毫不重要。他们对外界所知甚少，不知同志们是生是死，同样不知光绪皇帝会面临怎样的命运，革新的中国又会如何。

他们决定给伊藤博文与林权助写“泣血百拜”的书信，目之所及，似乎唯有这两位外来者才可能提供某种帮助。“启超等忧患余生，所志不成，承君侯与诸公不弃，挈而出之于虎狼之口，其为感激，岂有涯耶”，他们先是表达了感激之心，接着开始担忧光绪的境况，相信外界谣传的光绪患重病的消息只是有意的构陷，皇帝可能被谋害了，因为他在几个月的变法中一直表现得生气勃勃。他们请求日本联合英美诸国，或者致信慈禧太后和总理衙门，要“揭破其欲弑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如”。他们甚至说，诸国干涉或许会导致亡国，但比起俄国庇护下的满洲政权导致的“亡国”，宁可要日、英、美维持下的亡国。他们还恳求伊藤，代为救助身陷狱中的谭嗣同、徐致靖、康广仁等人，因为中国“风气初开，人才甚少”，他们这些“血性男子”之中，或许就有西乡隆盛式的豪杰，若被“一网打尽，敝邦元气无付之士”。落款处是“启超，照，又拜”。

自序：一个青年变革者

一

梁启超正盯着我。他鼻正口阔，短发整洁而富有光泽，由中间清晰地分开，竖领白衫浆得笔挺，系一条窄领带，嘴角挂有一丝骄傲，眼神尤为坚定。

这该是他三十岁左右的样子，拍摄地可能是横滨、墨尔本或是温哥华。他动员散落在世界各处的华人商人与劳工捐献资金，组织起来，营救受困的皇帝，建立一个富强的中国。几年前，他还是个脑后拖着长辫的举人，如今已经展现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风貌。

在城市之光书店的书架上，梁启超与络腮胡须的印度诗人泰戈尔，以及一位裹头、皱眉的男子并列在一本书的封面上。我翻开书，得知裹头男子名为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一位来自阿富汗的思想家。他们三人是20世纪初亚洲知识分子的代表，目睹各自帝国的瓦解与西方的压力，分别以不同方式帮助祖国重获自尊。

它引发了我的兴趣。这是2013年深秋，我刚过三十七岁，厌倦了新闻业的碎片与短暂，想寻求一种更辽阔与深沉的表达，从北京搬到旧金山一带也是这种寻求的一部分。随之而来的闲暇里，哥伦布街上的城市之光书店成了消磨时光的最佳去所。我喜欢它丰富的世界文学书目，二楼poetry room的寂寥，以及橱窗上凯鲁亚克的黑白照片。这家书店不仅是“垮掉一代”作家的发源地，代表着自由不羁的文学趣味，还身处两个世界的交汇地。它背后的唐人街的历史足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大批广东人和福建人因淘金潮来到这里，成为这座城市的最初缔造者之一；斜对面是“小意大利”，在那家令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流连的小咖啡馆里，黑咖啡与老式点唱机尤其令人着迷。

与梁启超的偶遇，特别是他目光之坚定，令这种模糊的寻求清晰起来。为何不写一部他的传记，借此追溯近代中国的转型呢？它肯定足够辽阔与深入，也与我的个人经验紧密相连。

二

当梁启超1873年生于广东一个普通的乡村时，清帝国正处于最后的平静时期；当他1929年在北京去世时，帝国早已瓦解，新生的共和国仍处于动荡之中，尽管他昔日的政治对手国民党名义上统一了中国。社会变革席卷了每个角落：昔日的缠足女人走入学堂，探讨“娜拉出走后怎么办”；阅读报纸、杂志成了日常习惯，人们在茶馆里、饭桌上谈论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戏台上的名角们将《定军山》《长生殿》留在电影屏幕与密纹唱片上；因为火车、轮船、电报的普及，再遥远的乡村都可以感到时代之脉搏。思想的变化更是惊人，尽管很多人熟记四书五经，遵从三纲五常，如今却宣布抛弃整个传统，要写白话文，追求个人自由。曾自成一个天下的荣光与傲慢被屈辱与自卑取代，人们饥渴、不无盲目地寻求日本、英国、德国、美国甚至印度的观念的滋养。

梁启超经历着这一切，同时是这种转变的积极参与者。他是一位行动者，二十五岁就卷入百日维新的旋涡中，流亡至日本后又参与策划自立军起义。他在袁世凯与张勋的两次复辟中挺身而出，成为再造共和的关键人物，还是中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幕后推动者。

他是个思想者，倘若你谈论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科学、经济学、佛学、法学、政治思想、小说理论……几乎没有一个领域能回避他的影响，他甚至往往还是开创者。他更是个书写者，自1896年出任《时务报》主笔以来，他在三十三年时间里，不间断地写下至少1400万字，涉及时事批评、战斗檄文、组织章程、诗词小说、学术专著、演讲、人物传记……几代人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的作品，20世纪的历史性人物——陈独秀、胡适、毛泽东——都列居其中。

我也是他的读者，并生活在他缔造的传统中。我就读的北京大学其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他则是大学堂最初的章程起草人。我进入新闻业后，他更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存在，他也很可能是中国最伟大的新闻记者，没有谁能像他一样，用笔与报刊参与了如此多的变革。

但我感觉，在历史书写中，他至关重要却又面目模糊。他的政治与思想遗产仍强有力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他对现代中国的构建与想象还占据着公共讨论的中心，“新民说”仍是日常语汇，流行偶像则把“少年强则中国强”写入歌词。但他的思想与性格、希望与挫败，他的内心挣扎和与同代人的争辩，却很少得到充分的展现与分析。

在世界舞台上，他更是被低估的人物，他理应进入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伏尔泰、福泽谕吉与爱默生（Ralph Emerson）的行列，他们身处一个新旧思想与知识交替的时代，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存在，唤醒了某种沉睡的精神。即使置于自己的时代，梁启超也该进入全球最敏锐心灵的行列。这些人看到一个技术、民族主义、全球化驱动的现代世界的到来，在希望与挣扎中摇摆，梁启超则从中国语境出发，回应了很多普遍性问题，对于科学、民族主义、个人精神都作出独特判断。但与用英文写作的泰戈尔不同，他未被中国之外的读者广泛认知。

这种情况与近代历史的动荡和断裂有关，也受困于中文历史书写的特征。梁启超自己也曾尝试开启现代传记写作，这一传统从未真正扎根于中文世界，没有一位中国人像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观察约翰逊博士那样描述一个人，更不会像爱默生一样笃信“没有历史，只有传记”。个人更像是历史潮流的产物，而非自成一个世界。

这也与观察角度有关。梁启超常常仅被置于中国自身语境中叙述，很少被放在世界维度中，但他其实是上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拥抱者，在轮船、电报、铁路、印刷术构造的现代网络中游刃有余。他在横滨编辑的杂志被偷运到国内，给一代人展现了崭新的知识与思想。他的足迹遍及日本、大洋洲、美洲与欧洲，所到之处受到海外华人的热烈欢迎，当地政要与新闻界对他趋之若鹜，认定他握有中国的未来。他在华盛顿会见了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纽约拜访了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邀请罗素（Bertrand Russell）、杜威（John Dewey）访问中国，在战后的欧洲与柏格森（Henri Bergson）探讨现代性的困境。

三

2015年9月，在被书架上的梁启超注视了两年之后，我写下第一行字。接下来的三年里，这次写作变成了一桩彻头彻尾的苦役。

这个旅程比想象的更为艰难。梁启超的作品以及他参与的政治、社会转型的广度与深度，都令人望而生畏，个人与时代之关系也难以把握。英国作家菲利普·圭达拉（Philip Guedalla）的警告始终在耳边回响：“传记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域，北面的边界是历史，南面是小说，东方是讣告，西方则是冗长沉闷。”

对于在西方思想与文学滋养中成长的我来说，汉学与宋学之争、公羊学的兴起是一片充满荆棘的森林，甚至仅仅文言写作就让我头痛不已。清代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终结时刻，是吃力而盲目地拥抱新潮流的一个开端。我受困于中国历史书写对个人情绪与性格的习惯性忽略，使得作为儿子、丈夫与朋友的梁启超在个性的展现方面显得过分单薄。

出于畏惧，最初的计划被拆解成三部曲。这一卷有关他的早年岁月，从出生到戊戌变法的失败，短短二十五年中，他从一个边陲之地熟读四书五经的少年，蜕变为将孔子改制与明治维新嫁接一处的年轻变革者。他的敏锐开放、自我创造与行动欲望，在这个时期展现无遗。他不顾功名等级的限制，拜入康有为门下；在上海的四马路上，他驾驭印刷资本主义的新浪潮，成为一种新文体的开创者。他迫不及待地将思想转化成行动，是公车上书的策动者之一，并在学堂中鼓动年轻人的反叛意识，随后卷入百日维新的派系斗争。

不管梁启超多么杰出，未来将怎样声誉卓著，此刻仍是历史的配角，作为狂生康有为的主要助手出场。在彼时的中国学术与权力地图上，他们都是边缘人。但边缘赋予他们特别的勇气，令他们成为既有秩序的挑战者。这也是历史迷人之处，即使人人都受制于自身环境，自由意志仍催促一些人脱颖而出，成为异端与反叛者。倘若你不理解19世纪末的政治与文化转型，不了解一个帝国晚期读书人怎样应考，怎么理解外部知识，听什么戏，朋友间如何通信、宴请，审查之恐惧如何无处不在，你就很难体味这种反叛之价值。

地域特性就像时代氛围一样，给个人打上鲜明的烙印。我在茶坑村散步，品尝了以陈皮制作的各种菜肴，一个夏日午后坐在残留的广州万木草堂一角发呆；在衰落的福州路上想象报馆与青楼林立的昔日繁盛，在夜晚的火宫殿小吃摊上，猜测梁启超刚抵达长沙的心情；或是在北京的法源寺外闲坐，想象他与谭嗣同、夏曾佑热烈的青春……很可惜，在一轮轮的拆毁与重建中，历史现场早已面目全非，你只能依赖想象力，尽管它常不可靠。

写作不可避免地带着当代意识。在触发这本书产生的旧金山，梁启超也曾在一个世纪前到来。他四处演讲，出席宴请，接见华人领袖，还品尝了一种叫王老吉的饮料。他感受到这里的人“爱乡心甚重”“义侠颇重”，更看到了不洁的街道、林立的宗派、政治能力与现代德行的缺失。他感慨，若把“自由、立宪、共和”的理念和制度引入中国，可能像是夏天的裘皮大衣、冬日的葛布单衣——“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如果不能塑造出一种“新民”、一套新的价值观，任何变革都是无效的。一个世纪过去了，华人后代中有一位成了市长，另一位买下了曾鼓吹排华的《旧金山纪事报》，这座城市开始热烈期待引入中国投资人……但走在此刻的唐人街，你会感到梁启超的一些忧虑与困惑仍顽强地存在着，能激起回响，已经获得富强的中国也在探寻某种内在与外在的秩序。

梁启超那一代人也面临一个加速度的、技术革命与知识爆炸的时代，他应对这些变革时的勇敢与迷惘，激起了我强烈的共鸣。这本书是个避难所，我常躲入另一个时空寻求慰藉。在经常令人厌倦的写作中，意外的惊喜也不时涌来。我感到自己日渐笃定，甚至生长出一种新的雄心。我越来越希望这三卷本的传记成为一部悲喜剧、一部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我期望它能复活时代的细节与情绪，展现出几代人的焦灼与渴望、勇气与怯懦。当梁启超成为声名鹊起的主笔时，比他年长四十五岁的改革者王韬已走到了生命的最后岁月，他看着自己一生呼吁的理念正展现在这个年轻人的报纸上；同样阅读这份报纸的还有安庆的少年读者陈独秀，二十年后，他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在1898年北京躁动的夏日里，身经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太平天国运动、甲午之战的李鸿章，旁观着康有为、梁启超这两个青年过分活跃的举动，心中不屑却又暗自钦佩。人性之弱点与光辉，个性之必然与命运之偶然，彼此交织。那些相濡以沫的同志，在历史考验面前也经常反目成仇，彼此疏离，然后在人生下一个路口再度交汇。

第一卷即将完成时，我读到了博尔赫斯对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评论，在他眼中，阅读这本书仿若“投身于并且幸运地迷失在一部人物众多的长篇小说里。其中的人物是一代又一代，剧场就是整个世界，而其漫长久远则是以朝代、征服、发现以及语言和偶像的嬗变来计量”。我很期待，这三卷本完成时，我的读者也能有相似的感受，如果你尚未在这一卷中获得，就请耐心地等待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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