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00年之后400年间，中国、印度和欧洲分别发生了什么？

摘自《世界简史》，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6月，已获出版社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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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00-1000年这400年的一个总体特点是——半文明生活方式传播到了此前文明地区的北部和南部边界。

例如，在“远西”，到公元1000年，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部落都被纳入基督教世界的范围之内。随基督教而来的至少包括初步的高级文化和文明社会秩序。与此同时，在东欧和中亚，突厥各部进入文明的边缘地区。组织得最好的突厥国家没有接受相邻文明民族已经创立的宗教，而是更喜欢犹太教（如可萨人）或摩尼教（如回纥/回鹘人）。他们因此保留了更多的精神和文化独立性。

在远东，情况有所不同。中国历经许多世纪发展出来的田园耕作方式缓慢而顽强地继续扩大。众多无名先辈开挖沟渠、修筑堤坝，从无数小溪中汲水或用管子输水到新开辟的农田里。这其中没有什么技术革新，仅仅是大量人力耗费。当中国人逐渐把长江流域的水引上高高的农田时，位于中国文明发源地东北边缘的朝鲜人和日本人，通过把各自国家的耕作技术提高到中国水平，辛勤地进行着大幅度扩张远东农业文明区域地理范围的工作。

文明生活方式的地理范围的大幅扩张，以及公元600年后文明世界南北边缘地区发生的各种异质文化融合增强等现象，在更大程度上概括了以美索不达米亚为中心的地区性亚文化的发展，这种发展从公元前2000年文明首次适应雨水灌溉地区之时就已经开始了。文明成就的内在吸引力当然是它们最终传播的原因。在这两种情况下，以战利品、贡品和贸易形式出现的文明世界的商品出口增长，使蛮族首领、国王、军官和各种权势人物开始让其臣民接受文明世界的诱惑。

公元600年后，旧大陆各文明区域处于比以前出口更多物资的地位，因为它们自己的国内经济和技术在传统上被称为欧洲历史的“黑暗时代”里得到了重大发展。

中国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让这一年蒙上一层灰色。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遭到严重阻碍，特别是在南方，数百万农民逐渐把稻田从河流沿岸延伸到丘陵地区，使肥沃而精心耕作的稻田像连绵的地毯一样，生产出大量粮食，足以维持大幅度增加的城市手工业者、地主和官员等人口。贸易常常掌握在外国人特别是回纥（回鹘）人和阿拉伯人手中。

儒家思想认为商人是社会的寄生虫，因此，虽然对外贸易和中国境内区域性贸易得到长足发展，但是城市各个阶级并未向地主乡绅的传统支配地位发起挑战。相反，中国手工业者和中外商人的天赋和技巧主要被用于满足地主—官僚阶级的需要，这个阶级的成员受过传统的中国学术教育，力图维持适合缙绅的艺术和礼仪。

缙绅的思想在唐朝和宋朝早期发生了重大变化。例如，绘画变成了中国的主要高雅艺术，在这个时期取得了经典的形式，虽然没有真品流传下来。诗歌也随着李白（705—762年）和杜甫（712—770年）的作品而取得了经典形式，他们的诗歌使民间歌曲的韵律更加精细，并因此形成了约束后世的传统。由于李白诗歌的新奇和自叙辛酸事的特点，所以他的诗歌比他的散文更难模仿，那些有鉴赏能力的人都一致认为，李白不仅是先驱，而且是中国最伟大的抒情诗人。

佛教为中国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儒家从佛教僧侣那里学会了通过类比和象征解释而读出古老经典的新含义。此外，他们在儒家经典著作中发现的许多新含义涉及形而上学和宇宙学的问题，这是佛教僧侣第一次带给中国的。为求自保，道士选择通过向对手借鉴各种教义、修行组织机构和学校教育制度与佛教斗争。所以即使在官方失败了，佛教仍然留下了大量遗产—后世中国画家使用来自佛教艺术的具象主义和叙事技法，以便描绘世俗和儒家事物的态度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事实。

龙门石窟佛像

对儒家经典所做的精微的、深奥的哲学再阐释被称为新儒学。它的全面发展在我们正在考察的这个时期之后才到来，但是新儒学在公元1000年之前就已经露出端倪了。

宋朝早期统治者提倡他们认为是真正属于中国的任何事物，有意反对被认为是外来的任何事物，这种政策保证了新儒学在官方的胜利。缙绅在社会上的支配地位与这种文化政策相辅相成。与西亚和欧洲更激烈动荡的发展相比，这些因素的融合赋予中国突出的大一统特点。

古代科举图

为中国稳定做出贡献的另一个因素是选拔优秀人才进入帝国官僚系统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宋朝它成为进入政府机构的常规途径。候选人必须在笔试中证明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熟悉。那些取得最好成绩的人才有资格担任官职，并且有望被擢升到政府最高职位。为了准备科举考试，儒生需要多年的学习，所以通过了科举考试的人自然都具有儒家经典所阐发的相同世界观和价值观。所以，古代中国的官员变成高度同质的集团，他们的录用方式保证了他们拥有较高的能力。

印度

印度种姓制度及其必然带来的政治、军事弱点，意味着印度教徒不能用武力击退穆斯林。因此，他们的反应是和平的，目的在于保护被穆斯林视为侮辱的印度教传统。一批印度哲学家开始系统地总结《奥义书》的知识传统。这使学者有效地反驳穆斯林对印度教偶像崇拜传统的指责，他们解释说，只要被正确地理解，所有仪式都有助于穷人服膺纯洁的、卓越的神学一神论。

由商羯罗（788—850 年）创立的哲学体系成为后世印度教的标准。商羯罗证明，即使最粗陋的传统宗教活动也是正当的，他声称它们鼓励卑微的知识分子达到隐藏在每种感觉经验之后的绝对知识。作为一名虔诚的印度教徒，他甚至准备争辩说，穆斯林的仪式即使对那些不能够比穆罕默德更深刻地洞悉真理的人也有价值。

在神学辩论中，印度教学者以这种灵活排外的方式扭转了局势。在更实际的日常水平上，印度人具有强烈排外的情绪。正如晚唐和宋代中国一样，印度大众文化开始系统地排斥一切外来事物，捍卫所有看起来属于他们自己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印度生活中被隐藏的和原始的事物第一次进入了文字记载。特别是极其多样的、被总称为“密教”的崇拜仪式终于被公开了，并变得越来越精致。密教专家力图通过使用魔法和咒语，来拥有一般仅为圣徒和禁欲者所拥有的超自然力量。所以密教变成了通往圣洁的捷径，使普通人不经历禁欲的痛苦和苦难也可以达到禁欲者的目标。这种终南捷径受到广泛欢迎，且可能削弱各种形式的禁欲主义。

印度教寺庙

密教一直主要是私人仪式系统，虽然小集团也可能一起举行魔法活动。在更公开一面，神庙供奉被偶然的盛大节日补充，这些以祭祀印度众神中某个神的名义定立的节日照常进行，甚至变得更加精细。在笈多时代，宫廷为作家和艺术家提供资助和观众。随着笈多帝国和平的破坏，没有可与之相媲美的宫廷中心出现。因此，神庙充当了首要角色。印度文明经历了向更世俗化、知识化的转变。特别是在数学方面，它在笈多时代曾经有一个灿烂的发端，但是现在被遗忘了，在以神庙为中心的高级文化中没有一席之地。除了像迦梨陀娑创作的宫廷诗歌，还有许多佚名作者创作的圣歌，有时这些圣歌用生动且非常肉麻的语言歌颂神与其崇拜者之间的爱。在观众和参与者中跳舞和吟唱圣歌能够而且的确引起强烈的感情迸发。成百上千的人发现，通过这种仪式，他们能够体验与隐藏在日常事务背后的神力结合的感觉。因此，印度教在大众感情中根深蒂固，这是反对穆斯林（后来是基督教）传教者论点的最好证明。

关于这个时期印度的社会经济生活，甚至印度被分裂的政治单位的情况的记载都非常不完整。当然，总体水平较高的活动在继续，而且在诸如孟加拉和喜马拉雅山的克什米尔山谷等地区，印度社会地理范围的重要扩张发生了。在这些地区，丛林沼泽、丘陵森林都被开发成农耕乡村。因此，印度社会总体人口继续增长，尽管从印度河到伊斯兰教统治地区各省的人口减少了。但是这些持续成功还不足以抵消以下事实：从总体上看，印度面对穆斯林威胁所做出的反应似乎是感性的吸收，专注于明确无误的印度本身的事物，排斥所有外来影响，在此过程中，放弃或不再强调此前笈多时代某些更加积极和成功的发展。

欧洲

直到我们考察的这个时期的末期，欧洲人仍然处于守势。但是欧洲的守势首先是军事方面的，其次才是知识和情感方面的。因此，与印度不同，政治超越其他人类联系基础的重要性被欧洲“黑暗时代”好战的蛮族和基督教徒予以重申，而首次强调政治居于首要地位的是希腊人。

把这个时期欧洲政治史的动荡划分为三次蛮族入侵浪潮和两次短暂的稳定是了解历史的有效方法。这是匈奴入侵中欧引起的民族迁徙，哥特人、勃艮第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日耳曼人的其他分支于378年至450年进入罗马的领土。克洛维（卒于511年）的后代在高卢巩固了法兰克王国，查士丁尼（卒于565年）时期罗马重新恢复对北非、意大利、西班牙部分地区的统治，这些事件构成了第一次蛮族入侵浪潮后文明（或半文明，如法兰克王国）社会政府动荡中的稳定。

第二次蛮族入侵浪潮在查士丁尼死后接踵而至，一支从南俄草原被迫向西迁徙到匈牙利平原、被称为阿瓦尔人的新游牧民族，像此前的匈奴人阿提拉一样，开始对他们新大本营南部和西部农耕地区大肆抢掠。717年至718年，当穆斯林围攻君士坦丁堡时，阿瓦尔人的势力达到顶峰。但是君士坦丁的都城城墙仍然屹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新皇帝、伊苏里亚王朝的利奥三世（717—741年在位）登基，着手整顿拜占庭军事力量。他把大量土地授予将士，作为他们守卫边疆的报酬。在小亚细亚，这种政策很快便击退了阿拉伯人，并且能够永久地把他们阻止在大约陶鲁斯山脉一线。但是在欧洲，利奥及其后继者没能阻止斯拉夫人的大规模渗透，这种渗透逐渐把巴尔干半岛北部和中部转化为讲斯拉夫语的地区。以同样的方式，568年后，伦巴第的日耳曼人也取代了控制意大利全部内陆的拜占庭势力。

文化和政治上分裂的基督教世界面临着第三轮也是最后一轮蛮族入侵。从南俄逃亡出来的一支新的战争力量再次穿越匈牙利平原，并从这个基地出发，四处劫掠。这轮入侵者被称为“马扎尔人”或“匈牙利人”。896年他们越过喀尔巴阡山山口。不久，北非的伊斯兰国家几乎摧毁了拜占庭的海军力量，打破了地中海地区的均势。一系列大规模海盗袭击接踵而至，矛头直指地中海北部沿岸各地。与此同时，维京海盗发动了同样甚至更残酷的侵袭，他们的基地在斯堪的纳维亚。

维京海盗

欧洲与其邻居之间关系的根本逆转发生在1000年左右，其标志是意大利造船业的兴起，它能够立即在地中海对穆斯林以牙还牙。另一个标志是基辅罗斯（989年）、匈牙利（1000年）和斯堪纳的维亚的三个王国丹麦、瑞典和挪威（831—1000年）皈依基督教。在每个国家，皈依基督教都标志着雄心勃勃的王权出现，王权期望基督教帮助它们驯服桀骜不驯的贵族，在仍然处于野蛮状态的臣民中建立文明生活所需的附属物，如识字和有组织的宗教。

总体来看，无论以任何可以想象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中国和印度都远远超过欧洲文明的水平。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国家人文历史立场

《世界简史》

作者：【美】威廉·麦克尼尔 著

施诚 赵婧 译

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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