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在伪满洲国的时候，有两样东西随身携带，有了它溥仪才是皇帝

民国十三年10月22日夜，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突然倒戈回京，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导致了吴佩孚的垮台。这一政变对缓终结束北洋军阀的统治客观上起了进步作用。但冯玉祥很快发现他又处于旧势力的包围之中，于是，索性于11月5日，无视优待条件，派鹿钟麟带兵入紫禁城，逼溥仪离宫并获得大量宫中财物，历史上称这为“北京政变”。

次日，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对外界宣布“容留”溥仪。

一九三四年三月初，伪满政权的政治体系被变更为君主立宪制，溥仪也从一名伪执政者的身份重新回到皇帝身份。只是，这个皇帝当的名不正言不顺，仍属日本傀儡，所以，是个伪皇帝罢了。虽说，大权旁落，但是，溥仪仍有板有眼的搞出一套“帝室令”，且在第一条就写着：“尚书府负责掌管御玺与国玺，并负责关于诏书等其他皇室文书的相关事务”。

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经常会见到皇族的“国玺”和“御玺”，那么，这两块象征皇权的石头究竟长什么样子呢？

不论历史和文学作品，“御玺”通常会牵扯着诸多争夺皇权的事件，也是夺权者们不可缺少的印信象征，也有不少文学作品都围绕着“御玺”的因素展开。老百姓们对“御玺”的认知通常都是口耳相传，所以，免不了以讹传讹，流传下来的说法可信度着实不高。比方说，影视作品《隋唐演义》里就有这样一段故事：瓦岗寨领袖李密派王伯当拿着“传国玉玺”赎回了萧后，而以秦琼为首的一众瓦岗英雄因此与李密反目成仇。

“御玺”与“传国玉玺”中的“玉玺”一字之差，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与不同呢？

其实，玺就是印章的皇室叫法，所谓“御”就是皇帝本人专用的意思。而“传国玉玺”中的“玉”则代表这方玺是由玉打磨而成。我们不妨用现代的例子说明一下，例如：有某个部既有部门的印章，同时，也得有法人代表的印章，这样部门的权力才能正确的行使。“御玺”就像是部门法人的印章，而“国玺”则像是部门的印章。伪满政权这个大部门的法人代表是溥仪，所以，尚书府掌管的“御玺”是溥仪专用，“国玺”则代表着伪满政权，比较“官方”。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伪满政权的“国玺”图案大约八十五平方厘米，正方形的印文上工整的写着“满洲帝国之宝”；而溥仪个人的“御玺”的规格则稍小，总共为八十二平方厘米，上面写着“皇帝之宝”。这两件“宝玺”全都是用碧绿的翠玉打磨而成，上面雕琢着兰花纽。根据现存的历史记载来看：伪满政权中尚书府这个部门十分清闲，而司掌这个部门的大臣也是个闲得不能再闲的闲职。

第二任尚书府首席大臣袁金凯虽然饱读诗书，但是，清闲的工作仍让他百无聊赖，时常替皇后婉容抄写唐诗宋词借此打发时间。虽说，尚书府的工作轻松，但平时的工作必须严谨，不能有丝毫怠慢。因为这个部门负责的是溥仪平时颁布的诏令、委任状等伪满政权向其他地区发布的一切指令的文印工作。

老百姓可能认为不就是盖个章的事情吗？实则不然，经尚书府盖章的文书通通记载着重要的政事，无不影响着国家的正常运转，稍有不慎轻则影响政府尊严，重则耽误文书颁布，这可是掉脑袋的大事。尚书府大臣虽然每天闲的发慌，但还得按部就班的检查文书，工工整整的盖章，每个月即将结束时还得规规矩矩的列出本月用到印玺的次数和原因，将这些情况上报给皇帝。

溥仪虽然并没有实际统治权，但是，对“国玺”和“御玺”这两方象征着国家和皇帝个人尊严的信物十分看重。毕竟，百无聊赖的溥仪只剩下这些虚无缥缈的“皇权”了，由此，溥仪对印玺的使用十分严格。在日常生活照顾中，溥仪将这两方印玺随身携带，交给最信任的贴身侍卫严桐江代为保管，就连外出的时候也始终不离身。

平时，尚书府需要使用印玺的时候，尚书府得安排专门的人员拿着“请玺牌”上奏皇帝取印玺，百般周折后才能顺利得将印玺取回尚书府，在尚书府审阅过公文并盖印后，还得由专门人员跑回皇宫送还印玺，一刻都耽搁不得。来到满清“龙兴之地”东北的溥仪，原以为自己能在日本人的协助下东山再起，可是，随着时间推移溥仪觉得越发不对劲。

此时，他自己连身上的衣服都要由日本人购买，连娶老婆都得看日本人脸色。没过多久溥仪的皇帝梦就破灭了，索性甘心作日本人的傀儡。苦闷无奈的溥仪何尝不想一走了之？但却舍不得属于自己的皇位，日子一久也就习惯了日本人的牵线摆布，哪怕帮日本人干再多丧尽天良的勾当，只要印玺是自己的，国家不就是他溥仪“自己”的？

民国三十四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进攻满洲国，满洲国政权覆灭。8月19日，溥仪在沈阳东塔机场候机，准备前往日本，与日本关东军的将兵们于奉天机场的候厅室被苏联红军空降逮捕，之后被拘押在伯力45号特别监狱直至民国三十五年春......

参考资料：

『《“国玺”和“御玺”》、《末代皇帝溥仪》、《我的前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