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库尔特的奇幻漂流：一个德国“娃娃兵”的离谱遭遇

本文由公众号“尼伯龙根工厂”授权发布

库尔特·斯泰因格尔幼时和父亲、妹妹合影。

库尔特·斯泰因格尔（Kurt Steininger），1930年生人。1945年4月1日，第三帝国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纳粹当局还在疯狂搜刮人力填补防线，就连14岁的斯泰因格尔也被征召进了部队，成为了一名国防军士兵……

1945年4月1日这一天，我的生活被完全打乱了，我接到了通知，上面写着我需要去参加军事训练，这意味着，年仅14岁的我即将成为一名军人，确切点说，娃娃兵。在学会使用火箭筒和步枪之后，我被编入了“战车噩梦”反坦克小组，我的噩梦也随之降临。

如今的库尔特·斯泰因格尔。

4月末的时候，我的部队被调往施特拉尔松德（Stralsund）执行防守任务，大家徒步行军，夜幕降临之后在一处高射炮兵军营过夜。第二天早晨，一共有35名士兵被派往位于拉姆宾村（Rambin）的哨戒阵地，其中就包括我和我的两名同乡。我们是幸运的，那些留在军营里的人后来都去了别的地方，好像也都死了。

反坦克小组的6个人带着一支“战车噩梦”火箭筒，向村子的方向赶去，我骑着自行车，自行车上还挂着两支“铁拳”。到了村子之后，我们挖好了战壕，呆在里面等着苏军出现。

战争后期的人民冲锋队反坦克单位。

战争末期的一队年轻士兵，当时无论是德国还是苏联，人力资源都已经濒临枯竭。

一些老兵向我们这里跑来，一边跑一边喊：“快他妈跑啊！不跑就没命了！老毛子来了！“

我回答：“我不跑，我要见证最终的胜利！”

这时候，格雷夫瓦尔德（Greifswald）已经宣布放弃抵抗，那边的每个人都在逃命，先前从波美拉尼亚逃难过来的难民还得继续逃跑，满街都是背着大包小包行李的人。我们撤离了阵地，在一所学校前面稍作休息，这时候苏军已经来了，他们发现公路上有德军设置的障碍物，于是就从田野上推了过来。

我回去骑上自行车，尽量与苏军拉开距离，苏军坦克已经开到了村口那里。他们威胁村子里的守军放下武器，只要胆敢开上一枪，那么就一个都别想活……全体投降，他妈的。

我又往前骑了一段，然后把自行车和火箭筒往沟里一推，然后撒丫子就跑。另一位战友也扔下了自行车，跟在我后面跑起来。我向树林的方向跑去，他往大路上跑，苏军对着我们开火，这时候我绊了一跤，摔倒了，但幸运地躲过了子弹，之后又起身跑进了树林。我的同乡还以为我被打死了，后来他们还告诉我妈，说我已经挂了。

骑着自行车赶往前线的人民冲锋队员，他们的自行车经过了改造，在龙头上安装了两组用来携带“铁拳”反坦克火箭筒的固定具。

我在树林里躲了一整天，晚上的时候又遇上了一些战友，大家又重新集结起来。5月1日，我们又得到前往吕根（Rügen）的命令，路上是一望无际的油菜田，油菜花已经盛开，在阳光的照耀之下泛着金光。

我们是勇敢的士兵，我们谁都不怕，能为元首挡子弹，就算是死了，也无所谓——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自打上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接受队列和军体训练。4月20日元首生日那天，我们的训练营地还举行了阅兵式，那些战友的岁数也和我差不多，连参加青年团的年龄都不够线。这就是帝国最后的预备队，赢得胜利就全靠我们啦！

德意志少年团由10-14岁的德国或德裔男性少年组成。

这么一些人是完全指望不上的……

到了吕根之后，我们又被车拉到了萨斯尼茨（Sassnitz），万吨货轮弗雷德里希号正停泊在那里等候我们上船。船上已经有5000多人，没有救生艇，也没有救生衣，什么也没有。这艘船从公海上开到了丹麦的哥本哈根，到港之后也不许下船。

5月8日，我们终于获准离船，但又被装上另一艘货轮，运回了德国的拉博埃（Laboe）。这艘船的条件更差，床、毯子和枕头一律没有，大家只能睡在甲板上，我身下正好是一排铆钉，非常不舒服。

坐了14天的船，白天晒得慌，晚上冻得慌，食物只有野战厨房提供的汤，开餐很不规律，长这么大头一次出远门就是这么个德行，太可怕了。5月18日，货轮被拖船牵引到岸边，随即被英军俘获。英军炸毁了船上的轮机设备，看来他们并不想把我们拉回本土去，那里的德国佬已经太多了。

英军把我们押送到35公里开外的农场牛棚中关押起来，再往东边就是苏联占领区，我的老家舍恩菲尔德（Schönfeld）也在那个方向，英国人没有把任何一个住在东边的战俘释放回家，那些住在西边的都给放了，我得想想办法。

我混进了排在战俘遣散办公室前面的队伍，我问排在我前面的那孩子，他叫阿尔方斯（Alfons）：“你老家在哪儿？“

“克洛彭堡（Cloppenburg）“。

“你在老家还有没有叔叔大爷什么的？“

我记住了他叔叔的名字，一口咬定说我就是从克洛彭堡来的，蒙混过关！英军给我们发了4天的食物，还有遣散费，之后用一辆小卡车把我们拉到奥登堡（Oldenburg）。下了车，我和阿尔方斯一起向克洛彭堡的方向走去。

在食物吃光之后，我们一路上捕捉蜗牛充饥，抓到蜗牛之后丢进罐头盒里加水煮熟。在一家餐厅里，我还用我的遣散费买了一瓶苹果酒——其实我们的遣散费就是德军没来得及发给我们的军饷，大约5帝国马克一天，关押期间照常发饷，所以我手里一共有70马克之多。在餐厅里，我还碰上了几个先前在船上认识的人，磨坊学徒工保罗也要回克洛彭堡，于是我们就和他一起走。在到达保罗先前工作的磨坊之后，保罗站在门口念叨了几句，然后磨坊主就出来了，他看到我们，冲着里屋吆喝了一句：“妈，老妈啊，咱家来客人啦！”

斯泰因戈尔的战俘释放证明和军饷领取证明。

桌子上很快就堆满了美味佳肴，几乎都要把桌子压垮了，我们当时太饿了，把这么多食物都吃了个精光，吃得实在是太多了，撑得我整夜呕吐不止……阿尔方斯的爸爸是这里的农民，他家有四个孩子，房子也很拥挤，但他不在乎再多一个。于是，我就留下来帮阿尔方斯家干农活，这时候他16岁，我15岁，我们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我们的邻居家也收留了一名老兵，他打算待到10月份就回家，我说：“你他妈脑袋里进鸟屎了是吧，要回去和老毛子做伴吗？“不过，后来我由于思乡心切，改变了主意，就在大家欢送他的宴会上，我提出要和他一起回去。

我们乘火车去了哥廷根（Göttingen），先在老兵的亲戚家呆了几天，然后又去他父母家。告别老兵一家之后，我趁着天黑混进了海利根施塔特（Heiligenstadt）的火车站，躲在一节车厢的制动员室里面。在快到新勃兰登堡（Neubrandenburg）的时候，我看到一处好大的战俘营，还在那儿庆幸自己逃出生天了呢，殊不知更大的坑正在老家等着我掉进去。

一节带有制动员室的德意志帝国铁路货运车厢，在铁路早期运用中，列车每隔几节就会编有这样的一节车厢，制动员按照司机发出的信号，人力进行制动操作。他们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制动室里面冬天冷，夏天热，制动员冻死的悲剧屡屡发生。在20年代气动刹车普及之后，火车的制动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全列的制动可以在机车驾驶室由司机统一控制，随车制动员就被取消了，制动员室也就没用了，不过有时候，随车的押运员和工作人员还是会呆在制动员室里面。

回到老家之后，我帮着父亲做农活，每天赶着马车到地里干活儿。家乡这时候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我家也分到了一块地，原来的富农都已经逃跑了，而留下来的人将他们的土地和农庄据为己有。一天，我和一位积极分子的儿子爆发了争执，他说：“以后这些农场可全是我的啦！“我回怼他：”你小子还是老实儿的和我一起放猪吧。“

后来我就挨整了——八成是这小子把我给告啦！有人一口咬定，我是纳粹残余派出的“狼人“（Werwolf，经过训练的破坏分子），回到村子里是为了搞破坏的。有一天，我回到家，我妈着急忙慌地把我往出赶：“库尔特，你在外头造了什么孽啊，老毛子来逮你了，你快跑吧！”我说：“让老毛子来亲我的腚吧！”——结果老毛子就在里屋等着我呢，“和我们走一趟吧？”

“我不走，我啥都没干！！！”

1945年4月的德国《前线与后方》 报，头版头条就是“狼人来了！”。

我怎么反抗都无济于事，老毛子把我塞进吉普车里，拉到本尼恩（Bennien）的NKVD分部，不需要审判，也懒得听什么解释，直接就把我投进了五橡树（Fünfeichen）的战俘营。在路上，一个犯人跳车跑了，苏联人去追，但是没追上，于是又开车往前走了差不多一公里。他们看见前面的路上正好有两个人在走，于是就停了下来，揪住其中一个海扁一顿，丢进卡车，就这样补齐了囚犯人数，假装并没有人在路上逃走。

五橡树战俘营关押了一万两千多人，其中还有500多名单独关押的女犯，一个个都茫然不知所措，都和我一样，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来，每天也只有土豆白菜汤喝。

五橡树战俘营一角，这里之前是德国的IIA战俘营，后来成为NKVD的第9特设战俘营，用来关押纳粹同情者和各类“社会不稳定因素”。

原因其实很简单——西伯利亚的劳改营需要补充劳动力。看守们把囚犯中还算看得过去的人挑选出来，当时又拉稀又发烧，走一步一晃悠的我也是其中一员，负责检查的毛子医生只是看了我一眼，然后就挥挥手让我走了。我被算作第二类战俘，比第一类多少还是幸运一点，那些人都被运到了莫斯科往东7000公里的沃尔库塔（Vorkuta）挖矿去了。

还是一顿接着一顿的土豆白菜汤，一开餐，大家就都坐在树墩子上趁热狼吞虎咽，吃完了就躺在沙地上。战俘营被铁丝网围得严严实实，苏军一旦发现有人越界，就肯定会进行射杀。一次，一个战俘睡醒之后晃荡到铁丝网那里，把手伸出铁丝网，想要把外面的生菜拔出来吃，他的行为被岗楼上的看守发现了，不由分说就是一枪。

我当上了营地消防员，可以四处走动，多少比别人自由一些，其他人都只能在规定的区域内活动。如果发现着火了，营地消防队的人就要尽快赶过去把火扑灭，如果火势蔓延，那大家都得玩儿完。

战俘营的床铺都是三层木板床，没有垫子，冬天冷得要命。营地里也没有木柴，有人会偷拆别人的床板当柴烧。满屋都是臭虫和跳蚤，几乎要把人生吞活剥，直到释放之前，我才想办法搞到一个被套，晚上往里一钻，封住开口，虫子进不来，这才睡了几个好觉。

五橡树战俘营之前的苏军战俘画下的营房内部和发汤时候的场景。

在战俘营里，除了挨饿，你什么都干不了。后来营地里筑起了水泥墙，把营地一分为二，北营关押罪犯，苏联人不允许他们出工，条件很差。南营的战俘待遇稍微好些，可以在苏联人的监视下进行劳动，我们还去苏联坦克部队的营地里干过活儿。

苏联人在带我们去干活之前，总会问一句：“谁当过电工？”结果满营地的人几乎都说自己是电工，后来的活计越来越难干，“电工”也就逐渐消失了，但我还是每次都去。不管怎么样，到外面走走没有坏处，如果能找到机会，没准还能托人往家里捎个信儿。

有一回我进了营地医务室，去了那儿也只是等着“自行康复”，啥都没有，最后不进万人坑都算是走运了。

囚犯们最关心的莫过于食物，每天早上会发200克面包，瞬间就会被吃光。到了中午，每个人会分到大约一公升的汤，有什么就煮什么，但最常见的莫过于白菜汤和土豆白菜汤。至于晚饭，不存在的。

当我从五橡树战俘营出狱的时候，我已经饿得快不能走路了，身上穿得还是被捕时候那身衣服，只是头上多了一顶帽子，那帽子是我用针线和偷来的碎布自己缝的，囚犯们的脑袋总是剃得精光，没办法。看守不允许囚犯私下里交换东西，到了冬天连件外套都没有。

我在五橡树战俘营足足关了4年，和家里完全断了联系，就好像死了一样。我的父母还以为我被弄到苏联去了，可我既不能传话，也不能写信。在这方面，关在西伯利亚的那些战俘要比我们强一些，他们至少还能往家里寄信。

和我一道关押的还有很多同龄人，我们年纪不大，但在重返社会的时候，一个个表现得就好像是穿越到现代的古人。我们会时常走动，一些人还在里面交到了朋友，但我和他们却都是泛泛之交。在五橡树战俘营里，我还认识了乌塞林市（Userin）的前任市长，他相中我当他女婿，要我以后和他回家，继承他家的农场。

我们用废纸之类的东西自制了一些扑克牌和象棋打发时间，营地里差不多二分之一的人都没能挺过去，那位前市长后来也去世了，他们都被丢进了万人坑，撒上石灰之后填埋。所以，我也就没能当成他家的女婿。后来，在我当建筑工人的时候，我还为那个市长千金……还有她老公家糊过墙呢。

1993年，联邦德国政府在五橡树战俘营遗址建立了一座死难者纪念碑。

营地的中心位置是水槽，就和喂牛的槽子是一样的，大家都在那里洗漱，没有肥皂，剃光头还方便些。

在我出狱之后，我的出狱证明文件上写着我是从五橡树里面放出来的，哪儿都不敢要我。我老婆陪着我去船厂找工作，船厂的人一看文件，就说：“五橡树那儿出来的啊，我们可不敢要你，你还是另谋高就吧”。好在我老婆是个党员，她办法多得很。后来，我们一起搬到了施特拉尔松德，我在那里先当市政工人，之后成为建筑工学徒，一年之后，我通过了考试，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建筑工。

库尔特·斯泰因格尔后来成为了一名教师，2021年时仍在世。